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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收容教育和收容教养的制度目前仍在施行。《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我曾专门拜访过天津作家杨显慧，他的纪实文学作品《夹边沟纪事》记载了1957年至1960年，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经历。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新法规定了被矫治的对象主要为两种人：轻微违法，不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劳教的报批、审核、决定等都所有权力都由公安机关自己行使，失去了有效的外部监督和抗衡，这进一步强化了公安机关的地位。
本来，现阶段的劳教和劳改的执行就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被中国拒绝接纳的建议包括尽快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由于公共利益征地标准的模糊化以及补偿标准的弹性化，在实践中作为市场主体的地方政府，常常利用行政权选择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双轨产权结构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对集体土地产权剩余的掠夺。
这一被誉为新土地革命的举措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它至少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 第一，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原则上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用地要进入二级市场，必须经过农用地转批、征用程序，这长期造就了国有土地政府垄断市场体制的局面。保障私人权利正是制衡公权力滥用的有力武器，《办法》的出台使得集体土地所有者能够以市场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交易谈判，由于排除了行政干预的可能，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样不仅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而且使得土地价格能够正常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也有利于政府根据市场信息科学、合理地制定土地规划、土地储备等行政策略。第二，由于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自由出让，地价会大涨，这些地方就会有建设资金注入，而地方政府的财产税和土地交易税也会上升，充裕的地方财政有助于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和进行必要的福利设施建设。农民按照股份参与集体分红，同时也有权直接与企业签订承包合同，从土地中获得承包收益。
作为对土地所有者的补偿，却由政府拿走了一块，同时资金使用权又统归政府。地价越高，地方政府收入越高，地方政府越有钱修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因而土地交易越繁荣，人们越愿意移居此地。
土地的所有升值，甚至土地被征用前的价值一部分也被征去了。前者是在宪政条件下实施的宪法，而后者又可称为改革宪法，其功能更多是用以维护改革成果。因为法律来自于生活，法律条文绝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去理解，而生活事实是会随着实践产生变化的。而类似的改革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并不少见。
随着土地交易的发生，土地集中和兼并也会出现，建设用地的壮大势必吸纳周边的农业人口，城市化效应会由此显现并加强。当然，改革宪法也应当具备应有的权威，为了防止随意突破宪法框架的恶性违宪，对于任何形式的违宪都要认真对待，不得由其放任自流。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从全国各地的土地征用补偿情况看，在征用土地后，国家的收益是村集体和农户的好几倍。在此，有必要提出宪法理论上关于守成型宪法和过渡型宪法的区别
而作为赔偿方，城里人的赔偿能力又显然高于乡下人，进行区分对待反而有利于减轻乡下人的负担。那么，出路究竟在何方？我认为，其前提应是尊重二元经济结构——三元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内部规则。
由于无法享受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受市场化影响而进城谋生的农民工难以从根本上融入城市或者完成职业转换，他们大多只能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城乡之间，构成了当代中国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制度的变迁，根据所从事职业、占有财产的数量和质量、受教育的机会等等的不同，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也会呈现出巨大差别，芸芸众生便由此被分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乃至三六九等。
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法律制定的元规则，法律不应该脱离于这个现实而单独构建。只有通过一定的间接手段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才可能让全体国民真正伫立在平等的土地上。声讨者们认为：同命不同价的赔偿政策没有尊重生命的平等价值，意味着人权的不平等。具体来说，法律必须协调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稳定性与市场化张力之间的矛盾，即一方面要根据城乡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法律政策，另一方面，又要为促进城乡物质、精神元素交流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首先需要大力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譬如在人身赔偿问题上，于一般性法律政策之外，可根据衡平理念针对不同个体或个案予以灵活性处理。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强行按照逻辑概念或美好愿望构建法律规则，其结果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根源，相反，可能引发人们行为的普遍失序，使得包括农民、民工、城镇居民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蒙受其害。人的自然差别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差别则是后天的社会分工和政治经济结构所致。
民工潮的出现，不仅为乡村带来现代法治观念的启蒙，同时，城乡人口的频繁流动也在无形中冲击着已经摇摇欲坠的户籍管制。类似的，城乡一体化的赔偿标准，除了会降低城市居民的公平感、增加农村居民的支付负担外，还可能广泛诱发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
自然差别显然会对个人的机遇及其理想、权利实现的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破解同命不同价的法治困境，出路不在赔偿法律本身。
例如，南非奇拉萨格尔王国男子有多妻的权利，这与自然平等理念是多么不协调，但并没有人对此说三道四，因为该国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成了被人理解的差别对待的根据。这种差别对待当然与自然平等不相吻合，但这与其说是法律违反了平等原则，不如说是二元结构的国情与平等原则相抵触。
所以，完全统一赔偿标准，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也应当看到，民工潮的出现与法治困境本身产生于同一社会经济原因，如何让他们更好的发挥使者的功能，同时又尽可能地消解他们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影响，理应成为决策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为了弥补形式平等原则忽视起点不公平而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各国法律一般根据个人在自然的和社会的不同情况，作出了合理差别待遇的规定，例如依据保护弱者原则在消费者保护、妇女权益保护等政策上所采取的合理差别。在刚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前依赖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引入了资本与机器的西方工业生产方式，以往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由于同质性的破裂而呈现出二元性。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维续(现代社会) 如此之复杂的秩序,所凭靠的并不是操纵或控制社会成员的方法,而只是一种间接的方式,亦即对那些有助于型构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予以实施和改进的方式。基于此，我们可以把这种新型社会结构称之为二元经济结构——三元社会结构。
应当指出，三元社会结构的出现为中国城乡断裂下的平等悖论和法治困境的破解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入径。可以预见，即使法律上明文取消了户籍管理制度，也只是取消了城市福利所依附的制度载体，但是公共资源和福利的总量却不会因此增加，由于经济和福利差距的巨大，一旦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除了给这些城市带来混乱以外，大部分进城的农民也难以分享稀缺的资源。
诚然，从朴素的法理念出发，按照不同的身份（如城乡不同的户口）制定法律政策是违背自然平等的，但是，自然平等往往只存在于观念中。然而，正如君主们从来都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在对待人的社会差别上，法律很多时候也不可能超越这种差别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
尽管城乡二元化是在历史和人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自生自发的独立秩序。举例来说，由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作为受害方，同样是10万元的赔偿，对于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损失填补程度显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同一起事故中，如果城里人和乡下人得到相同的赔偿，那么对前者来说可能受到事实上不平等的对待。在户籍管制与市场化的双重夹击下，中国出现了在其他国家少见的社会现象——民工潮。以人身损害赔偿为例，《解释》原本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考虑到受害人以及侵害人双方的利益制定的。
二元结构概念和理论是荷兰社会学家J·伯克上世纪在考察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结构时最早提出来的。这一切都导致了社会断层越来越深，不仅城乡的贫富差距日趋扩大，更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地位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存在严重的不对等。
按照民事赔偿的基本理论，人身损害赔偿的根本目的是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除了无法量计的精神抚慰金承担了人格损害填补功能外，其他的物质损失均可以一定计算方法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正因如此，近代自然法所强调的人生而平等只具有价值宣示意义，实际上现代法治文明所奉行的平等更多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上或绝对的平等。
总而言之，罗马非一日可以建成。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调和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合人的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使其接近于自然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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